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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自然保护地课程互动精华——三江源龙格存村&关坝案例分享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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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06-30

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课程
课程三:案例分享——三江源龙格存村&关坝
课程时间:2017年5月20日
课程讲师:彭奎  冯杰

讲师介绍

彭奎

中国科学院生态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后、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经理,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和实践超过15年。目前领导团队在三江源、宁夏、四川、内蒙等中国西部地区以及缅甸等东南亚等国家开展社区协议保护、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和国家公园体制的实践与研究项目。

  

冯杰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社区保护项目主任,先后负责协议保护项目、熊猫蜂蜜项目和社区保护地项目,具备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和保护地设计、管理经验。

Q1:“手机巡护管理系统”是自己开发的吗?其它地方的保护区想用可以共享吗?

彭奎老师:“手机巡护管理系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APP,基层的巡护员、牧民都能够用。如果你监测水或者动物,有发现就可在APP里直接勾选,像选择题一样。输入数据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长期收集数据,数据会回到我们的系统,然后去识别它需要改进的地方。目前这个系统还在开发中,今年应该会全部完成。

这个系统是公益性的,在示范点或者试点可以进行共享。但是因为涉及到商业机构、开发公司、版权的问题,在一些大型项目,可能需谈判如何推动使用。

  

Q2(王炜晔):协议保护对于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有什么区别吗?

彭奎老师:对于我们这种模式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协议保护、社区协议保护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灵活性。任何主体之间,只要能够达成协议,能够明确你的权责,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运用。这个运用并不需要投入特别多的钱,但机制需要相对稳固地去设计:需要有人在那里去做,而且要有资金可持续去推进。所以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自然保护区,或者说根本没有保护区的空缺保护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手法。虽然在不同地区,发展和保护的对象不一样,具体采用的行动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模式和理念等基本的东西,都是类似的。

  

Q3:社区保护工作如何保证有效性?当地人下套子会不会有管理不够的影响在内?如果保护工作不理想,协议保护里有什么措施进行管理?

彭奎老师:保护的有效性实际上是通过监测和评估来实现。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社区保护的方式比较常见。

对当地人的管理,从当地人的角度来采取行动才有效。我们形成了当地保护队,是队伍在做事,而不是某一个人去做。这就有别于政府两个巡护员去做。

下套子在三江源比较特殊,因为绝大部分这样的盗猎者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就管理来说比较容易。其他地方,比如宁夏、内蒙、四川等,往往本地的人盗猎多一些。如果有很好的监督和监测机制,其实非常好把握。通过工具、数据、巡护、监督,可以对保护的行为和效果进行监督和管理。

  

Q4(王炜晔):协议保护过程中产权方面存在什么难点吗?

彭奎老师:产权的难点有两点:(1)如果产权还在“打架”的过程中,这样的地方可能不太适合做示范或者做保护,容易失败;(2)其他产权相对来说都比较清晰,无论它是谁,你都能找到相应的主体,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谈判。

协议,就是大家要坐下来谈判——从政府的角度或者保护区的角度,他们认为这个可不可以给你;从NGO的角度,你能做到哪,能管控到哪;对社区来说,有没有精力可以投入。所以这里产权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在协议怎么达成,而且几方能达成共识去做。此时产权并是最不重要的。

比如说在三江源,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可能不投钱,也不提供任何东西,但愿意让你去做去示范。其实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先去做,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地政府和保护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解决保护的矛盾。有这样的前提,后面的执行当中反而更好做。

  

社区做生态服务后,原本的巡护员会失业么?政府负责做什么?

彭奎老师:原来的巡护员不会失业。现在保护之所以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就是因为巡护员实在不够。在这些重要的生态领地的保护中,财力无法支持去聘更多的巡护员。所以需要当地的人做巡护。绝大部分社区巡护的就是自己的地方。如果用自己地方的人去做巡护,往往效率更高,责任心更强。这些巡护员不但不会失业,更能增强保护的力量。

  

NGO也好,政府也好,做的是服务,关键在于:(1)如何更好地利用有的资金;(2)监督有没有达到承诺的保护效果;(3)资金有没有正确的利用。当机构从具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才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保护效果和保护目标是否实现,而不是全部工作自己做。

  

Q5(杨金-福建省观鸟协会):引进原生鱼的鱼种来自哪里?

冯杰老师:目前保护区大概是投入了1万5千块钱的鱼苗资金量。现在的原生鱼是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这存在问题。今后我们想能建立一些人工孵育的场地来提供原生的鱼苗。

  

Q6:即便开展社区替代产业,会不会依然存在放牧的情况?

冯杰老师:以关坝来看,现在整个沟里面只有100来头羊,只有1户养羊,而且是在沟口而不是在沟里。大概一半左右的原养羊户现在在做养蜂,因为养蜂比原来放牧的收入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社会经济评估的。

而且,放牧本身不轻松,有些人也就自己放弃了。所以目前放牧基本上对生态没有影响。

  

Q7:参与蜂蜜生产的村民有多少?村民的发展是否有变化?

冯杰老师:村子三分之一在养蜂,有几个大户,八九个规模稍大,其他可能就在房前屋后零星养的。发展方面,现在有人工中药材、乌仁核桃(本地的一个核桃品种),以及旅游行业。现在动物多了,河里鱼也恢复了,接下来想做一些自然教育和民宿的事情。当然,养蜂依然没有放弃。

  

Q8(李琪-绿满江淮-安徽):保护和发展计划要以社区为主导,那ngo在此之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指导?培训或者帮助他们识别威胁?

彭奎老师NGO需要的是有关协议保护的能力培训,明确什么是协议保护,如何才能开展,如何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等。这也是今年我们在三江源设立协议保护培训基地的原因。实践中,一线调研、社区参与式调查、社区会议、协议谈判以及政府机构建议都可以作为识别威胁的方法。

  

Q9(李琪-绿满江淮-安徽):“项目示范以成功为目的”,这个“成功”衡量指标是什么呢?成功具有不确定性,怎么确定肯定能成功?

彭奎老师:可以通过项目设定的目标是否实现来判断成功: 在保护方面,识别的保护威胁有没有因为保护的进行而减少或消除?在发展方面,农牧民有没有因此得到实际收益,或者建立了预期收益的基本模式?周围的社区或政府有没有因此而增加对此示范区的兴趣、关注和支持?用监测评估指标细化这几个问题,就能做出基本评估。

  

Q10(于现容-富群-北京):虫草的管理好像各地都不一样,虽然政府要求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地方全部是当地人采挖,所以草山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有的是外来人付费采挖,当然要多挖快挖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矛盾?

彭奎老师:虫草在各地的政策都有差异。出租采挖权有几种情况:一是虫草丰富,但他们自己不愿意花劳力,当老板轻松赚钱,少赚点无所谓。二是有的人不会挖,劳力缺少,挖不出几个钱。三是他们本身不清楚,怎么算可持续挖,环境代价考虑少。有时候,外来挖的人还砍柴打猎,扔下无数垃圾。

对虫草管理问题,不一定禁止外来人挖,否则当地的牧民都不干了,许多家庭是有资源没有劳力!禁止外来人挖草,相当于拥有财富不让用,这就会制造新问题。重要的是,对挖虫草行为采取管理措施,比如对进山者收取环保担保金、时间和人数的控制、山水尝试的社区教育规范管理等等。

  

Q11(李颖-可持续保护网络-吉林):政策倾向的信息怎么获得?

很多山区的村庄随着人口迁移几十年后可能会消失,人口压力小对自然是好事。社区发展的太好,人口增加会不会给自然带来压力?

冯杰老师:一般在一个地方开展工作都会对接到一个部门,不管是林业还是环保,可以请合作伙伴帮助协调,或者找到乡政府的人,对接县上相关部门,主要是林业,农业,环保,扶贫等,告知你的需求,然后拿到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承载力也有限。当无法扎根,或者无法很好兼顾养老和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人选择回乡。回乡有两面性,有可能加剧资源的过度利用,但也有可能守护好持续利用好资源。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没人,就没有了盗猎盗伐毒炸鱼的行为。没有人,没有管理,破坏的有可能更严重。我们调查火溪河的沟,没人管的沟基本没有鱼,挖木头根的也更多。把人迁出去不代表解决了问题,人是流动的,破坏带来的经济回报是明显的。反而有人,有管理的,反而对资源是一种保护。另外,即使回来,也是一部分人,不会是所有人都回来。所以引导回来的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很重要,需要我们付之努力,找出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让他有选择。

  

Q12(王炜烨-人民大学):TNC做的生态公益型保护地、GEI的保护协议、山水的保护小区,分别适用于具有什么特点的地区?换句话说,我这个地方,该选A还是B还是C,还是说可以自由组合或者来个套餐?这三种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彭奎老师要看需要保护的地方的情况,适合什么模式,NGO自身能力能执行哪种模式,以及外界的资源情况。相对来说,TNC的模式是一类,注重全权专业保护;后面几种模式相近,只不过是实施机制有所差别,侧重点不同,保护路径有所差异。

  

王德智老师:保护地参考IUCN的分类方式,实际就是按照保护的严格程度来分。民间管理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区分。老河沟非常严格,协议保护和保护小区的严格性比不上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所以适用的类型也就不一样。

严格的保护地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不专业怎么实现严格?如果不靠拿工资的团队,怎么实现长期性?所以,团队人员必须稳定。第二,保护措施要有持续性。有专业团队,而且落实了权属,权属时间较长,所以可以实施比较长期的保护行动。所以后两种方式,保护行为可能受外界情况变化的影响。严格保护地具有更强的抵抗性。但也因如此,严格的保护地适应范围相对较窄,因为前置条件太多。相对而言,协议保护和保护小区能在更多的地方使用。所以很多地方从协议保护或保护小区开始做,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能够把问题解决,那维持这样相对比较灵活的状态就可以了。但如果还不能够彻底把问题解决,那么也许要考虑,把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区逐渐地升级成为严格的公益型保护地。

  

冯杰老师:保护小区、协议保护地,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名称有所不同,和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政府说的比较多的是自然保护小区,民间或IUCN说的比较多的是社区保护地。协议保护本身是一个理念,也是一套方法,也是一个项目,但核心还是保护地如何选,如何建,如何管,如何持续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有价值的区域本身存在的问题,协议保护和保护小区都是手段和形式,关键看效果。

  

龙格适合什么模式?为什么是GEI的社区协议保护,而不是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呢?

彭奎老师龙格村是社区协议保护模式。这个不是GEI的模式,是GEI基于协议,保护进行本土化发展。它符合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的所有特征,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但此外,依然有自己的特色部分,比如运作基金来实现保护的可持续。

针对威胁和保护力量去评估和选择保护模式。既要考虑消除威胁,又要考虑社区受益。对多数NGO而言,社区保护具有灵活性,方便开展,多方参与,启动代价较低。

  

如果在社区替代生计带来的收益很难比原本多(例如,很多挖虫草的地方,虫草收入能占到全年收入一多半)怎么能让当地百姓放弃这种收入呢?

冯杰老师:保护和利用是并存的。利用并不是问题,过度利用才是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过度到合理,不是完全杜绝。当然有法律规定的不能,比如持枪打猎等。但虫草的利用、林下中药材的利用,在社区保护的范畴内,我们的目标不是完全杜绝,而是可持续的规范采集,无论是分区还是分时。三江源有虫草可持续采集的尝试,效果不错。另外平武的五味子可持续采集也可以借鉴。

替代生计最核心的是替代时间,解决时间矛盾。选择替代生计要因地制宜,当然也要算账,要考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而不降低现有生活和收入水平,是有讲究。替代生计也不仅仅是经济账,还涉及法律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盗猎、采矿等。替代也需要一个过程,当还不能完全替代的时候,需要外界补偿因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损失,比如成效奖金,比如社区发展基金。对资源过度利用的生计一般是少数人受益,但当你提供的利益是全村人的,这个会迫使村内部进行资源管理和利益平衡,用大多数人的意愿来倒逼少数人的行为改变——这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要充分认识与利用到这一点。

社区可以提供生态服务,如巡护。但如何对巡护进行监督呢?

  彭奎老师巡护监督,同样是遵循契约基础之上的,以内部组织监督为首要,而不是外部机构和政府防盗为条件。监督日常保护行为是社区保护本身的机制,不要成为外人的防范行为。集体的领导力是关键,比如建立村民资源管理委员会、合作社领导小组或环保小组。外部力量更多是基于目标或问题的管理问责,绩效会对应收益和集体损失,也就促使他们自身采取更有效的监督策略。

  

Q13(罗茜-老河沟-四川):如果是通过地权所有者购买服务开展保护,那对于对方不再购买服务而选择进行开发,这样的问题是否有保障机制呢?

冯杰老师:在保护的目标下,大家会同意,花少的钱做更好的事是明智的选择。不排除工程结束后资金的断档,所以才需要把市场、社会的方面也一起发展壮大。另外,权属主体搞发展,不一定全是破坏,假如发展破坏力度非常大或违规,也有相应的法律去应对。尤其是大熊猫栖息地、水源地,是要掉帽子进局子的。

  

Q14(肖晓波-美境自然):如何找到“对的”社区合作伙伴?

彭奎老师:“对的”社区合作伙伴,多数情况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我们的目标是关注保护,消除保护威胁。如果社区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就需要通过模式经营去营造,共同实现这个目标。要让社区从保护中受益而不是受损,其实方法往往比困难多。

  

Q15(高山-榆林双福社工服务中心):如果契约的概念有时候不能很好的履行怎么办?反复强调还是惩罚?

冯杰老师:契约精神,是目前中国社会缺失的精神之一。比如高速公路堵车时应急车道飞奔的轿车,没有人监管或没有监控摄像时的闯红灯和随意掉头等。一纸协议在单个农民面前确实略显单薄,尤其是当他没有参与,或者和他利益相关性不大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违规也不会涉及打官司什么的,成本太高,外部约束力没有想象那么大,惩罚的也多是增量资金。

  

所以,契约的签订要基于双方的意愿,基于目标的共识,尽量是双赢的。签订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集体,是让村子权衡利益,做出平衡和内部约束。明确的责权利非常关键,往往契约无效是因为程序没走够,社区动员没做好,而非契约本身。可测量的可实现的保护要求指标设定也很关键,一定要充分协商,不能理想化,要适度。我们在李子坝开展协议保护的时候也遇到过,一定要有真实的外部评估。最高级别不是基于交换的契约,提要求你来做然后给增量奖励(这常见于国家工程,如退耕还林,集体公益林等),而是将保护动力内生。

社区保护始终要回答保护动力的问题,有几种可能性:

(1)最常见的交换,你保护我给钱,不管是NGO还是政府,保护成效的需求来自外部而非社区;

(2)社区想保护我支持,如果能找到保护与发展的结合点,即发展依赖保护,或者保护成为能带来收益的产业,如原生鱼恢复和水资源保护,生产茶叶和蜂蜜需要好的生态环境等。这样开展保护工作就轻松很多,契约的履行也更有保障。

所以,契约中有明确的责权、过程中的强调、评估(一定要让村民代表一起参加)、适当的奖惩、逐步巧妙的内化、找到社区保护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增强保护动力和持续性,都十分的重要。

  

彭奎老师契约的遵守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外力强制,一是利益平衡。社区保护更多选择了后者。在具体实施和设计中,一是必须是社区本身充分的讨论设计,实现参与式讨论,决定内部制约机制。比如,龙格村的违反者就会有两户担保人受罚,而另一个村是小组连坐。二是项目设计要尽可能让保护受益大于违约成本。龙格村只有签约履行保护者,可以参加项目手工艺发展、经济贷款和项目社区集体活动,违约者会失去机会。契约精神是协议保护的核心,也是其灵活性所在。但却是社区生活中的组织运行基础。

  

Q16(高山-榆林双福社工服务中心):开发的度如何掌握?比如利用虫草,农民们去挖,他们会考虑可持续发展吗?

冯杰老师:要看资源属于谁。如果是社区自己的,就涉及到可持续的问题和改变的机会。如何从不持续到合理利用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这个入手不是从单个村民,而是全村。尤其是普遍的生计方式,如虫草,合理不一定是减量。可能是挖了以后记得把草回填,把垃圾带离等。其实挖虫草的人心里有数,现在资源是多了还是少了,往后等都会考虑。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管理。我们可以做的是协调和引导村子认识这个问题,坐下来协商,看有无解决办法,如时间管理、分区管理、抵挡外来人采集等管理。这个蜀光在甘孜做过试点,效果很好,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收入并没有减少,反而保护了资源,增强了收入的可持续性。关键是协调和引导大家面对、分析这些问题,给村子创造机会去协商,持续利用和不断获益是大家都想的事,但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要集体行动,所以需要社区充分参与讨论,加强社区内部资源管理和奖惩。

  

彭奎老师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问题,协议保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平衡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而不是禁止开发本身。也就是如何在实现保护目的的同时,保障适度的资源利用权利。比如虫草,作为一种社区资源,社区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去利用自己的资源,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补偿。但显然国家和社会都做不到足额补偿。实际上就需要当地人合理利用资源,求得可持续发展。比如,三江源班玛县社区的林下经济,四川养蜂,虫草的适度正确采集,龙格村的生态马帮服务等等。机制的设计就在于赋予社区保护的权利,也监督帮助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两者的正向激励机制。

  

在资源利用中,农民一是过度利用,这就需要协议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一是不知道如何可持续利用,这就需要引导和激励。这正是公益保护可以做的。举个例子,在三江源龙格村,争夺草原和虫草是社区主要问题,草原也不一定是自用,有的没有劳力就租给外来亲戚放牧,且租赁是象征性的,草场时常被过渡利用。社区项目在保护中,要求参与协议保护的牧户不再租出草场,但可以自己利用。在参与手工小组和生态旅游服务之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替代生计的劳动,草场也因此得以减压。社区矛盾缓解,参与的牧民发展有了方向,保护成为一种需求,机制就形成了。

  

Q17(海南松鼠学堂-高高):培训村民是个好方法么?讲案例、讲道理是否有用?还是直接用谈判的方式?

彭奎老师:讲道理和教育只是培训的一个环节但不是全部。真正的社区工作在于社区能力建设——设计保护方案、组建培养社区力量、提供保护工具和方法、设计资金管理机制、实施监测评估、制定发展计划、开发产品市场、帮助宣传和政策推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以做。

  

彭奎老师:个人理解,我们提到的各种社会公益形式的保护,其实都是各方达成的契约,一种平衡保护和利用资源的协议,以问题和目标导向,灵活性弥补传统保护的不足。这也正是其区别于政府传统保护地的根本点之一,也是多元化保护的优势所在。

  

冯杰老师:需要一个建立信任和理念趋同的过程,这也许这就叫社区动员或营造,是做社区保护的基本功。资源调查,问题识别,计划制定,和村民一起做,用参与式或其他方法协调和引导意识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遇到的问题既是辐射面很大的问题,也是和社区密切相关的问题,尽量从外界和村子都关心的环境问题入手切入,逐步升华,所以要有节奏感,要有耐心、平常心去陪伴。

  

  丽江老君山合作社就虫草可持续采集做的尝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ExOTkxNA==&mid=2651547443&idx=1&sn=6a0fbc0f80c3c8d4669e50080bc7aaed&chksm=f3b845f6c4cfcce0a2fc5c3b4e1f9cd726bc8d4245e237857793e3dfe6fca2be284c47950312&mpshare=1&scene=1&srcid=0519kN4MSXX2rpoW5zYNTtA8#rd

  

洪雅山水自然保护的行动尝试:

https://ssl.gongyi.qq.com/m/weixin/detail.htm?showwxpaytitle=1&et=fx#p%3Ddetail%26id%3D20912

  

  注:以上内容由合一绿学院助教沙漏整理记录      

        


2017年5月,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12家国际、国内环保公益机构,启动“守护心中的桃花源”资助计划,资助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参与中国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
                  
合一绿学院受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联盟委托,开展《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网络培训课程,解读自然保护地理论,分析各类案例,为有意愿参与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建设和运营的民间机构进行培训和辅导,搭建分享交流平台。

    

现将课程精彩互动内容进行整理,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课程回顾请查看:
  

合一绿学院秉持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是致力于环境保护行业发展支持的专业非营利机构。

合一绿学院通过资金资助、成长培训、信息平台来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草根组织及行动者,并开展相关行业案例和理论研究。我们的核心团队有着十多年的支持草根环保组织发展的经验,成绩斐然,合作伙伴包括了遍及中国各省区的上百家环保组织。

2016年7月,合一绿学院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基金会,注册名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愿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环境问题并行动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使命:支持草根环保组织成长,使之有更强的能力有效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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